在经历了清末民初和新文化运动的震荡后，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了很大冲击，以“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文化救国意识成为了主流，中国营造学社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成立的。他们中有北洋政府时期的核心领导，有学成归国的留学生，也有民国才女，学社的同仁们在经费短缺、战争动荡的重重困难下，首次引入现代学术方法，对中国古代营造文献与建筑遗构进行系统整理与研究，力图在国际建筑界发出中国自己的学术声音，这是中国建筑史学与历史建筑保护事业发展的里程碑。

　　走进中国园林博物馆“那些年 那些事 那些人——中国营造学社纪实”展，映入眼帘的第一个板块，便是“悠悠经年”，《营造法式》的诸多版本便从眼前展开。

　　1919年，身为北方和谈总代表的朱启钤由北平前往上海，参加“南北议和会议”。途径南京时，在江南图书馆（今南京图书馆）发现了一部奇书——晚清江南丁丙“八千卷楼”藏《营造法式》抄本。这在当时十分罕见，堪称“稀世之宝”。朱启钤遂委托商务印书馆以石印之术印行（简称“丁本”“石印本”），以广其传。

　　《营造法式》是北宋官方颁布的一部建筑设计、施工的规范用书，由当时的将作监李诫（字明仲）组织编著，是中国古籍中最完善的一部建筑技术专书，对后世影响深远。看似简单的旧籍影印，却担负着深重的历史责任，“启万物之匙”的石印本《营造法式》的刊行，对后来的中国营造学社开展古代文献研究来说，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然朱启钤发现的“丁本”为辗转流传的手抄本，其中难免有错漏，他后又委托藏书家陶湘，将四库全书本、蒋氏密韵楼本和丁本互相校勘，1925年再次刊行，世人称此版为“陶本”。正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建筑学的梁思成，正苦恼于没有一本国人写的中国建筑史时，就收到了父亲梁启超寄来的陶本《营造法式》。

　　梁思成告诉其好友：“但当时在一阵惊喜之后，随着就给我带来了莫大的失望和苦恼——因为这部漂亮精美的巨著，竟如天书一样，无法看得懂。”

　　《营造法式》的发现与刊行，就像是一把钥匙，打开了中国古代建筑研究的大门，这也成为了朱启钤由政治活动转向文化活动的人生转折的枢纽。1929年，朱启钤自筹资金成立“中国营造学社”，随后几年，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等有识之士纷纷加入这个团体，至此，中国终于有学者用现代学术方法开展关于营造文献及建筑遗构的考察研究。

　　为便于研究工作的开展，社长朱启钤在组织安排上做了一定的调整，梁思成、刘敦桢分别被任命为法式部和文献部的主任，内外有别的不同分工与职能，体现了这位从晚清政坛走来的风云人物的远见卓识。自此，学社奠定了“中国古代建筑史”和“中国古代建筑体系”两大研究方向，三足鼎立的构架体系正式开启。梁、刘二人分别带着助手，开启了筚路蓝缕的中国古代建筑研究的学术征程。

　　1932年，学社迎来了新成员，其中有一位便是陈明达。他后来成为了梁思成、刘敦桢的助手。从加入学社的那一天起，陈明达就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对《营造法式》的研读中。

　　20世纪50年代后，陈明达以万有文库本《营造法式》为底本，踏上了探寻中国古代营造理念的征程。他参照其他几种《营造法式》重要版本，对《法式》详加对照、校雠并眉批大量研究心得和持续研究之线索，这也是他开展古建研究的工作用本。此本后由陈明达先生后人授权，由浙江摄影出版社影印出版，是为《营造法式（陈明达点注本）》。据其点注笔迹，可以看出他此期的工作涉及全文句读、条目统计、文字校勘、古籍核对等。

　　《营造法式》为北宋刊行的读本，其中的生词、术语自当是难以被现今理解，断句通读绝非易事，就是老匠师们都难以解释，只能从建筑实例中探寻一二。朱启钤先生曾在中国营造学社开会演词中说道：“然未尝不于书中生僻之名词、讹夺之句读，兴望洋之叹”，梁思成在当年收到书时也感叹为“天书”。

　　在营造学社存在短短的十几年间，精研《营造法式》，并与建筑遗构相互佐证考察，肇始于梁思成、刘敦桢，后有陈明达。从陈先生点注的《营造法式》中，我们不但可以看到其学术成就，也可以体悟他的治学方法，为研读“天书”辟开一条新的途径。

　　在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里，陈列着一把特制的银镐。1915年，时任内务部总长的朱启钤在正阳门改造工程典礼上，用这把银镐铲下了旧城的第一块砖。这些变革工程的新举措，尤其是涉及到建筑工程领域上，为朱启钤日后成立中国营造学社埋下了伏笔。

　　1929年，学社成立，在随后几年硝烟弥漫的战火中，学社被迫辗转武汉、长沙、昆明、四川李庄等地，抗日战争胜利后迁回北平，此时的中华民族四处焦土、百废待兴。作为一个民间学术团体，其生存更是艰难。1946年，社长朱启钤与当时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签订协议，学社纳入清华大学营建系共管。虽然只历经了短短的17年，但它为古代建筑典籍做了大量基础的文献梳理和古建勘测实践探索，是中国建筑学术界的一座圣殿。

　　学社社长朱启钤，字桂辛，晚年号蠖公，是经历了晚清、北洋、民国、日伪、中华人民共和国五个时代的人物，在北洋政府时期曾官高至代理国务总理，但他一生的活动绝不仅仅局限于政治，他更是一个杰出的实业家、古建筑专家，是中国近代文化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凡彩绘、雕塑、染织、髹漆、铸冶、抟埴,一切考工之事,皆本社所有之事。”

　　朱启钤先生说的这句话，道出了这个学术团体之所以取名为“中国营造学社”，而不是“建筑学社”的原因。学社的鼎盛时期，网罗了当时最优秀的历史学、金石学、地质学、考古学与人类学的专家学者。朱启钤这三个字，与李诫一样有着政治家的身份，但同时又肩负着实业，他具备超越工匠的时代眼光，重视文化的交流与创新，用爱国主义的热情为早期中国建筑学科的研究奠定了传承百世的学术与现实意义。

　　朱启钤晚年曾自编文集《蠖园文存》，1936年出版，铅印线装，一函两册，文分三卷。卷上、卷中收录公牍，卷下主要是书序、长辈行述墓表文字，凡七十三篇。朱启钤身居高位，所见、所识非一般人所能相比，因此，这部文存也是研究中国近代史及朱启钤生平的重要资料，后人可从中一窥一代建筑史学家、工艺美术家以西学的科学精神带动传统科技史、文化史、艺术史的远见卓识。

　　在学社开展研究工作的同时，梁思成夫妇的朋友圈里，出现了一对至真至情的朋友，他们之间的友谊，跨越国际、跨越时空，这就是费氏夫妇——费正清和费慰梅。1948年，因国际局势的改变，两家天各一方、断了通信。待到1972年两国关系恢复，这对夫妇回来探望旧友时，才发现他们之间的友情早已阴阳相隔了。在伤感之余，费慰梅女士整理了梁思成先生的遗作《图像中国建筑史》，并在美国出版，后来，她将此尊龙凯时官方网站书赠予了尚在研究工作中的陈明达先生。

　　据陈明达的外甥殷力欣先生回忆：在建筑学界，陈明达是一个很特殊的人物，原中国建筑技术研究院院长樊康先生曾在纪念会上称他为“中国建筑历史学的一代宗师”，可他既不是科学院或工程院的院士，也没有赶在退休前当一回博士生导师。

　　著名建筑历史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傅熹年先生认为：“对《营造法式》的研究是陈明达在建筑史研究上的最杰出的贡献，提高了我们对古代建筑达到的科学水平的认识……成继梁思成、刘敦桢二位学科奠基人之后在中国建筑史研究上取得重大成果的杰出学者”。

　　1997年，陈明达先生在北京病逝。当时的中国建筑技术研究院在所发的讣告中称他为“我国杰出的建筑历史学家”。其生前撰写的《应县木塔》《营造法式大木作制度研究》等高水平著作是学界公认的、具有突破性进展的重大研究成果，他还留下了相当数量未发表、未完成或尚待校订的遗稿。幸运的是，其后人殷力欣先生几十年来一直在整理陈先生的学术研究成果，而这些尚未面世的珍贵遗产，我们也将会在明年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的《陈明达全集》（十卷）中得以一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梁思成、林徽因、莫宗江等人开始了在清华大学执教的生涯，刘敦桢在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创建了建筑系，卢绳于1952年在天津大学开始了古建筑测绘教学。这些著名院校的建筑系培养了傅熹年、张锦秋、齐康、彭一刚、崔愷等院士名人。营造学社虽只短暂地存在了十几年，但后人并未停止对中国建筑的研究。

　　这算例的刊行，编者希望他不要立下圈套来摧残或束缚我们青年建筑家的创造力，希望的是我们的新建筑家“温故而知新”，藉此增加他们对于中国旧建筑的智识，使他们对于中国建筑的结构法有个根本的、整个的了解，因而增加或唤起他们的创造力，在中国建筑史上开一个新纪元。

　　梁思成的这段话，很好地论述了《营造法式》与当代建筑师创作的关系。而他在《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一文中，则更加明确地指出“要明了传统营造技术上的法则”“分析及比较冷静的探讨其工程艺术的价值与历代作风手法的演变”“创造力量自然会在不自觉中雄厚起来，这便是研究中国建筑的最大意义”。

　　作为年轻一代的建筑设计师，李兴钢师从天津大学彭一刚院士，现为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的总建筑师。他是中国国家体育场（2008年奥运会主会场）的中方设计主持人，2022年北京冬奥会延庆赛区的总设计师，是为数不多的“双奥”主场馆总设计师，曾获亚洲建筑师协会建筑金奖等国内外大奖。

　　“无论是晋东南的古建筑，还是蔚县的古村堡，都是可以推而广之自成体系的中国空间营造传统之典型案例；无论是中国建筑传统营造方式所呈现出来的物质性特征，还是中国传统建筑所特有的精神性特征，都是我一直以来深感兴趣并认为可对当代建筑的思考与实践深具启发意义的，也是我心目中‘理想建筑’所应具备的特征。”

　　正如梁思成先生曾言：每个民族的文化都会产生它自己的建筑。中国建筑师对于传统之于现当代建筑传承及启示的探索，久已有之。李兴钢的思考、研究和实践，源于对中国传统城市、建筑、园林和聚落的兴趣，又广泛接收来自古今中外的建筑师启示。他以人工与自然的交互关系作为切入点，其思考与实践能和哲学及中国文化精神紧密地联系起来，贯通时代、立足现实，滋养成了“胜景几何”思想。

　　《行者图语》是李兴钢在寻觅心中“理想地图”过程中的旅途游记，是他对中国文化中的理想生活模式“行望居游”所得感悟的草图记录和短语注释，同时也是“胜景几何”思想形成和实践操作背后的思考图示和思想密码。

　　《胜景几何论稿》是李兴钢对其近三十年来的建筑设计研究与实践所形成的“胜景几何”思想的系统化、理论性著述。“胜景几何”思想用当代观念、技术、方法，根据中国文化精神，创作出一系列体现当代性并具有文化厚度和艺术感染力的建筑作品。

　　《李兴钢2001—2020》记录了他自2001年以来的代表性作品，如汶川地震纪念馆、绩溪博物馆、唐山“第三空间”等，读者可一窥“鸟巢”设计的珍贵草图。

　　人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房子里，很多故事也都发生在建筑中，所以建筑不仅仅是一种理性的科技产品，它同时也具备了人文思想，是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呈现。《行者图语》是行观之“悟”，《胜景几何论稿》则是思考之“述”，《李兴钢2001—2020》则为实践之“作”，李兴钢继承了东西方古典人文主义的伟大传统，让建筑从神性回归诗性，从伊甸园到桃花源，从技术理性回归人文精神。他的“胜景几何”不仅仅是建筑空间上的几何呈现，更是“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几何”。这“观、想、做”三部曲呈现出一位中国当代建筑设计师的“胜景几何”理论与时代及现实相对应的思考和工作实况。

　　大到一城一市，小到一宅一园，历经千年技术传承和文化积淀，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古代营造文明。从宫殿庙宇到亭台楼阁，从诗词歌赋到艺术珍品，从千年壁画到木雕石刻……历史长河中沉淀下来的营造之美和生活美学，是留给世人的宝贵财富。

　　从建筑实例到建筑构件，从砖石彩塑到古代绘画，从皇家庭院到传统民居，悠悠岁月中，《营造历（公历二〇二一年）》把一代代匠人凝结的美好细节一一拾捡。

　　对于没有建筑类专业知识的大众读者而言，全面了解中国古代建筑的艺术特征非常困难，《营造历》以营造美学、传统文化为根基，精心挑选365帧精品图像，它们或壮丽，或优美，或典雅，或朴素，尽显哲人的营造智慧、匠人的精湛技艺、古人的生活美学。它不像《营造法式》如“天书”般让普通读者难以理解，而是“去专业化”，深入浅出地普及古建筑常识及国学知识。

　　中国营造学社的成长，历经内忧外患的洗濯，每一页都是以忠贞的爱国情怀作底色。在经历了战乱后留存下来的建筑手绘图稿，也更显得弥足珍贵。《独喜·建筑》将中国建筑史学的先行者们绘制的精致古建图稿收集，加以文字解说，编撰成手账本，旨在用年轻化的艺术语言去诠释中华古老建筑文明赋予现代的美感，在文化自信与社会变迁的驱动力下，展现中国文化、中国情怀、中国制造，以此纪念这些建筑史学的先行者们对于我国建筑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开拓之功。

　　在长达数千年的营造研究中，中国建筑文化几经盛衰。它们掀起过一波又一波的巨澜，浸没了广袤的华夏土地。它们有的盛极一时，有的刚出世便付之一炬，有的则被反复改建，唯有寥寥数个得以幸存。浙江摄影出版社打造的建筑系列产品线，既有对古代建筑思想的崇高致敬，也有对现代建筑艺术头部资源的真切探索，更有将营造之美与生活方式相结合的文化产品的尝试。我们希望能让更多的读者领略到传统建筑和时间浑然不可分之绵延与厚重，而建筑文明更不只是一所房子那么简单，它代表了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和审美追求，以及与此相关人文精神的探索。这些都将敦促我们去思考如何保护和发扬中国传统建筑的文化理念和价值，我们衷心的希望，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能代代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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