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17日，美国众议院自然资源委员会的一场投票，再次将已有52年历史的《濒危物种法案》推到了风口浪尖。由委员会主席布鲁斯·韦斯特曼发起的这项改革提案，试图打破长期以来美国联邦政府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上的主导地位，将天平向经济发展与州权方向倾斜。

　　这项提案的核心逻辑植根于对“低回收率”的质疑。韦斯特曼及其支持者拿出了一组数据：自1973年法案颁布以来，尽管已有约1700个物种被列入名单，但最终实现恢复并成功“摘帽”的比例仅为3%左右。在共和党人看来，这项法律虽然本意在挽救生物多样性，但是在过去几十年中，已经演变成一种被“激进环保诉讼”利用的司法武器，阻碍了大量土地开发、能源基建和私人水权的行使。

　　在许可审批环节，这个提案要求消除机构对物种的“过度偏袒”，并明确禁止强制性的减缓措施。这意味着，未来在修路、筑坝或采矿等联邦项目中，保护濒危物种将不再具有一票否决权，而是需要与美国国家安全评估和经济影响进行综合博弈。此外，法案还计划将管理权下放给州政府。如果一个州能够提交针对受威胁物种的恢复策略，联邦政府将不得不让渡部分监管职能。

　　支持这一变革的阵营认为，这能释放各州的积极性，减少官僚主义带来的繁琐程序。私人土地所有者也将获得更多保障：只要他们在实施自愿性质的保护计划，其土地就不会被划定为限制开发的“关键栖息地”。这种转变被视为一种从“惩罚性保护”向“激励性保护”的过渡。

　　他们反驳称，3%的摘尊龙凯时科技有限公司帽率并非法案失败的证据，相反，ESA成功阻止了99%的列名物种走向灭绝，保护工作本就具有跨越数十年的长期性。反对者最猛烈的抨击指向了司法审查的限制条款。根据这个提案，在物种从保护名单移除后的五年监测期内，民间组织将被禁止提起司法审查。环保人士担心，失去联邦资金支持和司法监督的州政府，很难在伐木、农业和采矿利益的游说面前保持客观，物种面临的风险可能在无人察觉时反弹。

　　1973年，环保运动正值巅峰，美国国会几乎全票通过了《濒危物种法案》（ESA），当时，尼克松总统随即签字生效。这在当时是一项激进的政治承诺——国家首次承认，保护物种不是“可有可无”的选项，而是最高优先级的法律责任。美国联邦政府因此握住了硬性权力，划定禁区、限制开发，硬生生地把秃鹰、灰鲸这些徘徊在灭绝边缘的生物从生死线上给拉了回来。

　　这部法律常被称作“生态宪法”，但其刚性，也让它从诞生起就成了利益博弈的”火药桶“。保护猫头鹰，还是保住伐木工的生计？保护鲸鱼，禁止海上风电场的建设？等等等等，诸如此类的冲突频登报头、对立比比皆是，在过去五十年里从未停歇。所以说，这个法案早就超出了生物学的范畴，成了一场关于私人财产权、地方自治与联邦权威之间旷日持久的拉锯战。

　　这种分歧反映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态观：一方认为自然资源的管理应服务于当下的经济生计，由更接近土地的州和地方政府主导；另一方则坚持，脆弱的生态系统是全国性的资产，只有维持强有力的联邦基准、科学权威，才能抵御短期利益的侵蚀。

　　随着法案移交众议院全体投票，这场关于“保护”与“利用”的拉锯战已进入白热化。这场法律条文的修订，将考量美国未来如何界定人vs自然边界。后续何去何从，海潮天下（Marine Biodiversity）将持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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