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爱掏耳朵的人，恐怕都无法拒绝耳朵突然明亮的爽快感。并且，耳屎还总能满足一些恶趣味。

　　这个一生都不可能有人帮忙掏耳朵的庞然大物，将它从出生到死亡的一切，都“塞进”了耳朵里。

　　最近，科学家在研究中还发现耳屎不仅是鲸鱼的“年轮”，还是海洋生态系统乃至整个地球的历史档案。

　　在《蓝色机器》里，BBC纪录片名牌主持人海伦·切尔斯基带我们踏上一场汹涌而诗意的科学人文之旅，解锁鲸鱼耳屎中的密码。

　　多年来，大自然一直在监听人类，因为声音在水下传播的距离很远，而人类又很难称得上小心谨慎。声音也许稍纵即逝，刚刚还在这里，倏忽间就消失了，但在某些情况下，它也会以固体形式留下痕迹。

　　（Richard Sabin）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哺乳动物部的首席策展人，他手里拿着一个大玻璃瓶，里面有一根比我的大拇指略大一点的褐色棍子，一端是尖的，在无色的液体中浸泡着。

　　这是鲸解剖结构的一部分，若非亲眼看见谁也不会相信它的存在，因为肯定不会有人去寻找它，除非已经无意中发现了。

　　“这有点像从壳中取出核桃，”理查德说，“你必须穿透大量的肌肉组织才能找到它。一旦找到了，你就必须非常小心地把组织剥开。”最后，你得到的不是核桃，而是尊龙凯时一个非常意想不到的奖品：一堵耳垢。鲸的耳垢。

　　它现在就存放在这里，一扇不起眼的门后面，好多高大的灰色金属柜子构成的巨大迷宫里，浸泡在酒精中，供后世观赏研究。

　　博物馆策展人必须是个天生囤积狂，因为他们的工作就是，别管什么时候，只要有人敲门寻求某件过去的珍品，他们都要有所准备。

　　即便如此，这块耳垢似乎也是一个奇怪的选择，因为鲸还有很多其他部分可以藏在博物馆的地下室里。但鲸耳垢乃是那种罕见的物质之一—演化的巧合如此慷慨地满足了科学好奇心，给人一种中了彩票的感觉。

　　鲸的整个一生都写在这块黏糊糊的褐色物体中，从尖头开始，一直到底部。这是科学的黄金。

　　目前还不清楚鲸为什么会有耳垢，尽管它们非同寻常的演化过程意味着有很多可以探讨的可能解释。

　　所有鲸的祖先都是小型陆生哺乳动物，有四条腿和一条长尾巴，耳朵的结构与我们相似。大约5000万年前，这些哺乳动物开始进入水中。经过数百万年的演化，它们更加善于游泳，也更加适应水下生活。

　　它们的外耳—从头部伸出的部分—随着流线型优势的增加而缩小。但是，通向耳朵内部声音感受部位的细管仍然原封未动。如果鲸早期的祖先把头浸入水面以下，声音就能直接从水中传入它们的头骨和下颌，不经管道也能到达耳朵的感受部位。

　　如今，鲸的耳朵完全与外界隔绝，只有通过骨骼传播的声音才能到达。但是，在须鲸科（比如蓝鲸、长须鲸和座头鲸等捕食浮游生物的温顺巨兽）中，残存的管道仍在，内表面还是皮肤，并且依然在分泌耳垢。

　　理查德把瓶子放回柜子里，然后给我看了一张名为“鼓泡”的骨质腔室的示意图。鼓泡附着在鲸的头骨上，现代须鲸耳朵的感受部位就在其中。管道的基部紧挨着这个骨质腔室。

　　在鲸的一生中，它都在忙碌着。在鲸进食的季节，它主要生产脂肪；而在迁徙和禁食期间，它则生产一种叫作“角蛋白”的纤维蛋白质。这些被丢弃的物质无处可去，只能顺着耳管往上爬，所以它一直向外挤，直到被外皮挡住，在鲸生存的每一年产生深浅条纹各一条。

　　目前还不清楚为什么这个管道还没有被演化所丢弃，但像理查德这样的科学家肯定不会抱怨。

　　“你知道，警察会从一个人身上提取一根毛发，来确定他最近是否吸过毒吧？”他说，“这里的原理是一样的。”

　　这是一座科学宝库，但只有将现代科学产生的最新技术与博物馆策展人数十年的精心工作相结合，才能获得真正的大奖。

　　耳垢中固定着微量的激素，比如可以用来追踪压力的皮质醇，还有可以用来追踪鲸个体漫长生命中—也许是二三十年—怀孕情况的黄体酮。博物馆拥有古老的样本，以及有关其确切来源的详细记录。

　　理查德和他的同事发现，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和美国的史密森学会收藏的耳垢共同涵盖了146年的历史。这意味着他们可以绘制出全球鲸种群的压力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的。

　　耳垢中还储存着污染物，因此这些耳垢不仅记录了鲸的健康状况，也记录了海洋的健康状况。这些不显眼的棕色棍子就像浸过水的木头一样，让人可以一窥海洋生命的历史经历：过去做一头鲸是怎样的感受？

　　针对过去的150年，答案是：无法一言以蔽之，但总的来说相当糟糕。这完全是因为它们不得不与人类共处一个星球。

　　炮式捕鲸叉一经发明，蓝鲸、长须鲸和座头鲸就成了商业捕鲸者唾手可得的猎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工业化捕鲸活动曾一度小有风行，但线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时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鲸被屠杀。鲸当然知道发生了什么。它们体内压力激素皮质醇的含量变化几乎与捕获鲸的数量呈完全相同的模式。

　　20世纪60年代捕鲸业达到高峰时，皮质醇的含量也以一个充满痛苦的高峰与之吻合。不过，耳垢里还有别的东西。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捕鲸活动大体停止，第二次世界大战则停得更加彻底。人类的日子可能不好过，但鲸也许享受了一段免于被追杀的消停时光。

　　然而，在捕鲸业已然停止的20世纪40年代初，鲸的压力又出现了一个明显的高峰。这时候一些临时性的声音融入了鲸的生理结构。

　　“鲸和海豚已经完全依赖于声学世界。”理查德说，“须鲸是孤独的个体，它们在数百甚至数千千米范围内交流，并试图寻找配偶。”声音是这些鲸能使用的唯一信使，也是它们与几十米之外的其他同类联系的唯一方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人类让海洋里充满了战舰、深水炸弹、鱼雷攻击、潜艇和飞机坠毁的声音。即使鲸不在现场，这些声音也会很容易在海洋中传播，弥漫在这个通常平静的环境中。

　　所有这些声音对它们日常生活的干扰带来的压力，堪比被一心杀戮的人类追赶所造成的压力。我们没有这种战争噪声音量的直接记录，但我们看得到它的影响。

　　鲸最有效的信使被淹没在喧闹声中，这不是小事。这被记录在了它们的生理结构中，写在了耳垢里，让我们发现并承认。战争造成了大量的噪声污染，虽然污染本身稍纵即逝，它造成的影响却并非如此。这是一个全球现象，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三种不同种类的鲸体内表现一致。

　　我向理查德询问这种一致性，他提出了一种我从未想过的解释。“人类产生的声音足以造成这种压力吗？还是说，我们看到的是人类在海洋某一区域造成的压力被那些幸存下来的鲸传达给了其他鲸？我们对鲸文化的了解还不足以回答这个问题。”

　　全球的鲸都在某种程度上分享着这样一则消息：存在威胁，有必要保持警惕，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在某几年里，人类喜欢自相残杀，而不是杀鲸。这样的想法真是令人不寒而栗。

　　但是，它所传达的明确信息是，尽管我们并不是主要通过声音获取信息的生物，但栖息在海洋中的大多数物种是。我们也许不把声音放在首位，但我们仍然在制造声音，而且声音仍然在海洋中极其高效地传播着。

　　我们可能并不在意让海洋充满声音，但正在制造声学迷雾，这意味着海洋生物为了交流不得不苦苦努力。

　　像理查德这样的策展人认为，他们的工作是将保存下来的过往与未来的潜力联系起来。这不仅仅意味着用布展教育和娱乐公众，更是关系到保护和发展我们共同的地球历史宝库。

　　伦敦也许看起来离海洋很远，但自然历史博物馆拥有一座巨大的海洋历史图书馆，它正等待着我们去阅读，只要开发出阅读的工具—也许是20年、50年或200年后。我感到无比兴奋的是，这么多尚未发现的故事就在那里，承载着我们已然无法探访但仍能使我们受教匪浅的过去。

　　我们已经了解到，声音是海洋中关键的信使。但它的传播并非完全畅通无阻。海洋会偏转、加工、吸收它，因此，哪怕可以在水下传播数千千米，声音本身也带有周围环境的印记。

　　如果声音传播得足够远，它就会携带整个全球海洋的快照。正是基于这一假定，人类开展了一项声学海洋学领域少有的大胆实验，将人类对水下声音的所有了解应用于地球气候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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